張朝陽：我不是一個瞎忽悠的老板

　　今天，想想那些當初一起出道、如今逐漸沉寂、下落不明的人，我當然是得勝者的心態。２０００年互聯網的冬天，誰都說張朝陽是最先死的。可活得最久的還是我。
　　我這人心理上有過很多沉重的包袱，但我吸收了很多東方的智慧，才導致今天依然能夠坐在這個位置上，而不被干掉。
　　從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２年，我面對的是西方沙文主義。那是一種西方百年商業成功所總結出來的一系列ＭＢＡ教材，它對于中國是居高臨下的俯視，對中國現實中存在的復雜性和博弈性沒有真正理解，往往顯得粗暴、武斷。當時我沒有任何的商業經驗，面對這樣俯視的挑釁，就像是學生面對先生，被尺子抽了一頓。我的董事說一句話，我都要特別認真地對待，擔心說著說著就會把我的ＣＥＯ說沒了。
　　到現在，搜狐董事會就剩下一個外國人，其他的都走了。這當然是我爭取過來的。
　　在２００５－２００７年，我是可以比較自由地施展我的管理哲學的——現在幾乎可以算是我最自由的時候了。但之前，我不能施展，處于狼狽的狀態，２００１年、２００２年我是被推著走的，這個人要離職了，那個人要招聘了，一天到晚各個部門需要我具體去管。
　　這幾年搜狐的管理越來越下沉。
　　管理無非就是一件事——經過大浪淘沙，把公司里聰明能干、有品德的人放在正確的位置上，并且讓這些人看到公司的希望，愿意拼命地工作。這樣的話，我才能自由抽出身來，隔一段時間挑一個主題跳進去。
　　我希望我不是一個瞎忽悠的老板。我言而有信，就像商鞅，說你把這根桿子扛過去，我就給你金條。我有特別溫和的一面，也有特別理智和冷血的一面，我冷血起來特別冷血。不過，最近幾年，我認為我性格里有點兒寬松的、柔和的、像水一樣的東西，這些方面不適合公司的發展，所以我安排手下有些人比較強勢，彌補一下我的溫和。
　　我曾經面臨人生的刀鋒。從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２年是我人生的噩夢。那幾年過得比較慘——人都徹底涼了，頭都要炸了的感覺，每天睡不好覺，每天到公司都特難受，還要裝作跟正常人一樣。那時我身心憔悴。從２００２年、２００３年開始，我逐漸著手醫治創傷。
　　這么多年來，我把很多時間花在了解我自己上。你也可以說，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，或者說，自由主義者。我通過自己的思考，把所有的價值觀都打破了——包括自我。我沒有自我，我努力消除自我。
　　長期以來都有人說我膚淺、作秀，但這是我的一個活法。
　　在企業界，我可能有點兒非主流，不扎堆。老實說，那些人的味兒我都不喜歡。我是個對氣味非常敏感的人。
　　有時候我會想，如果１０年前，命運沒有安排我們這批人進入互聯網，我們會去干嗎？我肯定是離經叛道的人，肯定會創業，因為生意是給人以自由的。